德国学者尤塞夫松：西方语境下西藏文学的转变，说到底是西藏发展和开放的成果

  和平解放70年来，与西藏有关的国际交流日益增加，西方文学中的西藏形象逐渐从以往单一的“西方的西藏”发展为多元化的西藏。中国的西藏文学也经历了从魔幻现实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的过程。“如何讲述西藏，确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北京大学中文系原主任陈晓明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无论是中国作家还是外国作家，都在探索西藏的神奇性和神秘性，“但如何通过文学把它表现得更准确、深刻，和人的命运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不是故弄玄虚，这是西藏文学正在做的事。”

《我们去喜马拉雅吧！》封面

“由于地理、文化和语言的阻隔，很久以来，西方人眼中的西藏就是人间的‘最后一片净土’。但在西方早期的西藏文学中，不仅西藏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主角也几乎都是西方人，用居高临下的视角来看待西藏，”德国柏林国际文学研究学者尤塞夫松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193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主角康韦是英国人，为首的喇嘛是欧洲人，他们就像“高级官员”一样，而真正的藏人反而成了“配角”。1929年法国人让·马尔克·里维埃出版的虚构性游记《在西藏寺院的庇护下》、1956年英国人普布·洛桑然巴出版的《第三只眼睛》等都属于此类作品。

西藏和平解放后，越来越多的国际作家、记者、学者等到西藏进行深入的文化体验，使西方西藏文学作品“一面倒”的局面发生了变化。1976年，华裔英文作家韩素音走访西藏，写下了《拉萨——星辰之花》，向西方世界展现她实地考察西藏的记录。韩素音晚年曾定居瑞士，瑞士是欧洲最大的藏人居住地。当个别人权组织发出误导西藏认知的声音时，韩素音就会通过当地媒体讲解自己在西藏的见闻予以驳斥。她还通过专题讲座等形式讲解西藏的历史、文化和现状。像韩素音这样的有识之士还有不少，比如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大，不少西方文化人意识到对西藏的误读。近年来，揭露西方对西藏错误认知的作品多了起来。2009年，德国作家汤姆·坎恩出版的小说《西藏计划》，介绍了许多有关西藏的真实历史，纠正了西方舆论所宣传的西藏形象。汤姆·坎恩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很多西方人来说，西方媒体的报道是他们了解西藏的唯一途径，而西方媒体对西藏的报道通常是消极、片面的，这导致大部分西方人对西藏的认知都非常狭隘。“德国有句谚语：手里握着锤子的时候，看到的所有问题都长得像钉子。但我所看到的西藏和西方人心目中的西藏完全不一样。”汤姆·坎恩说，他看到的西藏是现代化的，建了很多新工厂，还有使用德国技术的啤酒工坊。“我和当地人交流，很多人都很满意现在的生活。西藏的文化和传统如藏族舞蹈、唐卡绘画都得到很好地保护和发展，有的大学还开设唐卡课程。在街上能看到很多穿着藏族服饰的人前往大昭寺朝圣。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也保留自己的宗教传统。”

卢森堡籍学者阿尔贝特·艾廷格撰写的《围绕西藏的斗争——国际冲突的历史、背景和前景》等学术著作，揭示了旧西藏的落后、“藏独”势力的所作所为，并点破了西方有关西藏的种种谎言。近年来，欧洲还出现多名主写西藏作品的作家。其中，上畅销书榜单最多的德国女作家、科学记者乌利·奥尔维迪写了超过10本有关西藏及藏传佛教的作品。如《藏屋》写的是年轻的查理斯在喜马拉雅山偶遇西藏“修道院”，并在那里开启内心深刻变化。登上多个欧洲畅销书榜的《我们去喜马拉雅吧！请问去香格里拉怎么走？》，由德国医学女博士卡特雅·林克撰写。这部游记以轻松的笔调，记录了她和11岁女儿一起开始喜马拉雅山的西藏之旅，并为西藏的壮美景色和朴实的藏民所感染，感受到勇气和爱。

西方对西藏文学态度的转变，从越来越看重中国作家的作品也能体现出来。以西藏题材作品著称的藏族作家阿来是最受西方出版社欢迎的中国作家之一，他以藏族史诗为基础创作的《格萨尔王》以多种语言在全球同时推出，很受西方读者欢迎。“西方语境下西藏文学的转变，说到底是西藏发展和开放的成果。”尤塞夫松表示，未来，中国可以更加积极地进行西藏文学的推广，让更多国际读者从文学中了解一个现代化的多元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