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华人社团的生与死

摘要

‍‍‍‍‍‍‍‍‍‍‍‍‍‍‍‍‍‍‍古巴革命后，由于本地社会政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古巴华人社团确也一度曾受到较大程度的冲击与影响。不过，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的古巴华人社团，却并未如前人所言，出现类似部分苏欧或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华人组织完全遭到禁绝的情况。反倒是受益于古巴相对特殊的社会主义制度环境的优势，本地华人社团不但得以保留，并部分维持了古巴革命前互助福利、延续族裔文化、联系家乡与在地国等功能结构。同时，借助冷战结束前后古巴政府对苏联式“正统”社会主义制度的调整与“更新”，本地华人社团非但在经济实力上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发展与提升，甚至还在本地公共政治生活中，获得了一定的话语与博弈空间。当然，尽管如此，但由于社会主义政治形态下，古巴社会毕竟长期与外界封闭隔绝，本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而言相对滞后。加以受历史传统与现实政治经济结构等影响，目前比之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人组织，古巴本地华人社团却也整体存在着会员数量与组织规模不大、本地化色彩较浓郁、参与全球性跨国主义活动之频率不高、华人社团内部分化明显等问题，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古巴华人社团相对特殊的路径发展模式以及较为多歧复杂的跌宕起伏命运，成为目前全球华人社团中所少见之特有案例。‍‍‍‍‍‍‍‍‍‍‍‍‍‍‍‍‍‍

作为海外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华人社团长期以来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不过相较于研究者对不同时期世界各地形色不一华人社团案例的分析，受囿于资料获取以及研究条件等的限制，学界关于冷战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华人社团的讨论与研究成果相对有限。事实上，上述情况也在古巴华人社团的研究中得到了反映。作为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华侨华人最早的迁入地之一，由于古巴革命前古巴本地“现代化程度”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古巴华人经济相对富庶，故而其时华人社团组织一度相对“兴盛发达”，研究界已对这类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探讨。相对而言，对于古巴革命后，尤其社会主义时期本地华人社团的论述，由于自1959年以来古巴社会进入相对封闭状态，受信息隔绝与整体环境限制等影响，各方学者对此类问题着墨不多。为数有限的研究成果也因先入为主的问题导向，而近乎一致的认定，古巴革命后受中古关系调整以及古巴国有化运动与族裔整合政策（policy of ethnic integration）等的冲击，古巴华人社团处于不断“衰败”之中，至今甚至有趋于“消亡”之势。

然而，通过研究者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以及在古巴的实际田野调研可知，尽管古巴革命以来，受内外条件变化的冲击与影响，古巴华人社团无论数量或组织规模较之从前总体上确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缩减。不过迄上世纪50年代末至今，古巴本地华人社团非但从未完全中断过活动，且其依旧部分延续并发挥着革命前延续族裔文化、联系家乡与在地国以及为本地华人华裔提供互助与福利等功能与作用。据古巴中华总会馆统计，截至2018年，古巴境内除首都哈瓦那华区尚存有13家华人社团外，哈瓦那以外5个地区也另有5家地方华人社团仍在维持运营。对此，研究者不禁要问，古巴革命后，在本地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古巴华人社团何以未如既有研究所言为革命政权所“彻底消灭”，而能够保存并延续？换言之，作为难得一见的案例，社会主义国家形态下，古巴华人社团经历了何种历史演变过程，以致其得以赓续不绝至今？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古巴华人社团的功能结构与路径发展模式，较之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华人社团，又呈现出现何种异同，值得后来者作进一步的追问与探讨。

一、社会主义展开初期前后古巴华人社团的保留与改造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古巴革命成功之初，以左翼革命为理想，追求社会公平自居的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政权一度之所以未像东方式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对名声颇为不佳、经济上问题较多、以右翼国民党华人居主的本地华人社团采取任何改造措施，一方面与革命成功后，华人社团迅速对革命政权表示欢迎与效忠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卡斯特罗等人在最初对待古巴革命的定义与理解上，并非如部分后见之明所言，具有明显的苏联式“正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倾向，而是带有相对温和的人道主义与“绿色主义”的中间路线色彩。正如卡斯特罗本人后来所回忆的，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以前，其领导的政治军事活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苏联支持的古巴人民社会主义党（Partido Socialista Popular, PSP）之间并无太多交集。反倒是革命成功后不久，卡斯特罗本人便以“民族主义改革者”的形象出访美国，会晤了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试图希望得到美国方面对革命的同情与支持。故而，古巴革命成功后初期一段时间内，为维持与美国以及同美国关系密切的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古巴革命政府对与国民党方面关系密切的本地右翼华人社团并未采取任何限制行动。

古巴哈瓦那龙岗公所

当然，与此同时，由于卡斯特罗等领导的古巴革命本身带有较强的左翼色彩，本地部分左翼华人对革命颇有贡献与支持。考虑到未来能可能与苏联、中国大陆等社会主义左翼国家建立并发展相应的外交关系，因此，革命成功后未久，古巴革命政权又允许与苏共、中共关系密切，被巴蒂斯塔（Rubén Fulgencio Batista y ZaldÍvar）前右翼政府查封的本地左翼华人社团古巴华侨社会新民主主义同盟（Alianza Nueva Democracia de China en Cuba）等组织重新登记注册，恢复活动，并同意中国大陆的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哈瓦那设立分社。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带有明显左翼革命色彩的古巴革命政府未来对待处理本地华人社团的态度或已初现端倪。

古巴革命政权决定加强对本地华人社团的改造与整治，始于1960年2月前后。1960年代初，随着古巴革命政府此前推行的带有左翼民族主义色彩的土地改革、外资企业税收法等经济社会政策，损害到了美国在古经济利益，美古两国关系由此不断交恶。为避免可能因美国干涉造成的对古巴革命政权的冲击与影响，古巴革命政府遂开始积极主动向社会主义阵营靠拢。此后，一方面出于防备并整顿与美国、台湾关系密切，由右翼华人控制的本地华人社团，以达成消灭“革命隐患”，掌握并控制华人社区的考虑；另一方面为解决部分支持革命的左翼华人在革命成功后之就业问题，古巴革命政府决定组织部分参与且对革命颇有贡献的左翼华人成立黄淘白华人民兵队（Milicia Popular china Brigada José Wong），以接管与“整理”此前由右翼华人控制的中华总会馆等重要华人社团。同时，古巴政府也另派出部分与革命政府关系密切的左翼华人，通过“指导备案、注册”等形式，加强对各地域、姓氏华人社团的管理与控制。此外，为向苏联与中国大陆方面示好，古巴政府还加紧了对已恢复重建并合法注册，且与苏联、中国大陆关系密切的左翼华人社团古巴华侨社会主义同盟（Alianza Socialista de China en Cuba）等的扶持，以之取代与美国、台湾关系紧密，右翼色彩极强的华人团体如国民党驻古巴支部等，并将其相应的财产、房屋等予以没收后分发给左翼华人社团使用。

由上述措施可见，古巴革命后，革命政府开始着手对本地华人社团进行控制与整顿，无疑与当日古巴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变化有关。但另一方面，即便如此，古巴革命政府在对待处理华人社团的态度与做法上，除将少数极右翼华人团体予以查禁外，对于本地多数华人社团，则并未完全取缔，而是代之以组织左翼华人予以接管、改造。同时，部分左翼华人社团则因古巴革命政府对华人社团的改造与整顿，而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这说明古巴革命后，革命政府因内外条件变化，在政治、经济层面上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靠拢的行动，已影响到本地华人社团的发展进程。而部分左翼华人在革命前参与并支持卡斯特罗等领导的革命活动，则很可能是革命后本地华人社团得以保留的重要诱因之一。

古巴华人社团在古巴社会主义展开初期阶段，进一步受到本地社会政治结构转型之影响，发生于1961年前后。随着这一时期，古巴与苏联、中国大陆等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建交，在冷战对峙隔绝的大背景下，美古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到1961年4月，美古两国间已彻底断绝了正式的官方外交往来。在美国方面的支持与策划下，一千余名流亡雇佣军从海上进攻古巴本岛，引发猪湾事件（Invasión de Playa Girón）。事后，古巴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古巴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并彻底从政治上转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由于现实政治形势的变化，猪湾事件后，卡斯特罗等人带有“新左翼”色彩的中间路线革命理念，已无法再全然坚持，这使得其加紧了对古巴社会采取更具社会主义风格的建设与改造，由是也导致本地既有华人社会经济结构开始受到较大程度的冲击与影响。特别是古巴革命政府颁布施行的货币改革、城市房屋改革、没收25人以上外资企业与全部私有银行等激进政策，以及加强对外汇与进口货物的“营运管制”后，不但使本地多数华人华商受到较大打击，部分右翼华人华商家庭为求自保，不得不开始逃离古巴。同时，部分长期依靠华商捐助与社团楼宇出租维持运营的本地华人社团也因此遭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与影响。部分功能性较强的华人社团如中华总商会等，甚至因制度环境发生变化后，相应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而开始自行消亡。

当然，尽管如此，古巴华人社团却并未因古巴革命政府相对激进的社会主义变革行动而从此一蹶不振。古巴革命政府也并未乘机顺势而动，对本地华人社团赶尽杀绝。之所以如是，一方面由于古巴社会主义展开初期阶段，其相关的社会变革措施虽有较为激进的面向，但卡斯特罗等人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的总体看法与理解，本质上仍深受此时风行拉美地区的人道主义与“新左翼”思潮等之影响。故其初期践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与部分东欧或亚洲式的激进社会主义毕竟有所不同，尤其在对待外侨组织的态度与政策上相对宽容。同时，古巴革命政府也部分继承了西班牙殖民时代处理外侨社团的传统，即允许外侨团体保留并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力。革命政府在对其进行改造并加以控制的基础上，试图使其能够继续发挥“集体主义”的功能，以为社团成员谋取相应的公共福利，进而使之成为古巴式社会主义模式下兼顾民众利益的一种表现与象征。

此外，更为关键的是，1961年10月以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苏联在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等问题上相对软弱的态度，使得古巴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部一度同苏联关系相对疏远，而与中国大陆间外交、经贸往来不断升温。鉴于部分已由古巴本地左翼华人掌控的华人社团如中华总会馆、民治党支部等，与中国大陆方面此时往来关系较为密切。出于借助这类华人社团，发展同中国大陆间外交关系，以获取更多中国大陆援助物资的考虑。古巴革命政府这一时期，非但未对本地华人社团采取相对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造措施，反倒进一步加强了对此部分华人社团的扶持与支持。古巴政府不但投入资源，修缮了本地华人公墓，重新开办了附属于中华总会馆的中华药局等。同时在古巴外汇、外贸物资管制全面收紧，全国通行计划经济配给制后，经与中国大陆政府协商，古巴革命政府仍继续允许中华总会馆等华人社团发挥自主办理寄汇、进口并分发中国货物等职能。由此也进一步说明，卡斯特罗等人在看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问题上相对温和的认知与态度，以及在对待处理外侨社团问题上对西班牙殖民传统的继承，可能是古巴尝试探索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多数华人社团得以保存的重要动因之一。而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古两国间的交好，则无疑是1960年代中前期古巴部分华人社团一度在本地社会主义政治形态下实现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的关键诱因。

古巴大沙华（Sagua La Grand）中华会馆旧址

在古巴开启对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后，本地华人社团整体处境一定程度上发生较大的变化，出现在1960年代中期以后。1964年前后，随着中国与苏联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古巴无法再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两个大国间摇摆，而必须做出站队选择。在无法完全调节中苏矛盾，中国方面又无力完全保护古巴并为其提供发展所需的各类援助物资的情况下，1965年3月前后，随着古巴党内“亲中派”领袖格瓦拉（Ernesto Guevara）的出走，卡斯特罗等借美国入侵越南之机，重新恢复并加强了与苏联方面因导弹危机后相对微妙的外交关系，并在中苏间的争论上，彻底倒向苏联一边。

此后，由于中古关系的不断交恶，古巴政府对本地华人与华人社团的态度开始不断强硬。其非但公开没收了部分与中国大陆关系密切的华人之财产，加强了对本地侨汇寄返中国大陆的审查。同时古巴政府也加紧了对本地华人社团，尤其与中国大使馆关系密切的中华总会馆等的监控，调离了部分在古巴机要与安全部门工作的华人，并以族裔整合为由，禁止本地华人社团公开举办任何与华人文化相关的各类“庆典与节日活动”。不难看出，1960年代中期前后，古巴在政治上彻底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后，愈发深入的卷入到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纷争中，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苏等大国间关系的变动，也开始成为影响本地华人社团变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上述情况以外，1960年代中期以后，对古巴本地华人社团造成的更大冲击是，1968年前后，为表达对苏联在美国与越南战争立场上的不满，摸索一条不同于苏联“正统”式社会主义的建设路径，并达成“年产糖1000万吨”的目标，古巴革命政府尝试采取更为激进的方式，对本地社会进行变革。是年3月，在卡斯特罗等人的亲自动员下，古巴社会上下发起“革命攻势”（Revolutionary Offensive）运动，全面对城市手工业与私营经济实行“国有化改造”。运动期间，以在城市中主要从事零售业、洗衣业、小餐馆经营为主的本地华人经济受到 “沉重打击 ”，为数众多由普通华人拥有的私营商店、手工业摊铺等被强行纳入古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系，华人私有经济基础基本被摧毁殆尽。此后，古巴革命以来主要依靠普通华人会员自愿缴纳会费维持运作的本地华人社团，在经费不断减少，新会员无法补充，老会员又因中国大陆与古巴关系交恶，而不断退出社团，甚至偷渡出逃的背景下，开始逐渐走向衰落。大量华人社团，尤其哈瓦那以外地方部分基础薄弱的华人社团不得不被迫自动停止运营，仅有为数不多条件相对较好的华人社团得以勉强保留。可见，随着古巴革命政府采取更为激进的方式探索社会主义模式，本地华人社团确也曾一度受到较为严重的冲击与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古巴革命后，华人社团在相对激进的本地社会主义变革的局面下，开始呈现出较之世界其他地区更为曲折复杂的变迁历程。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1960年代中期前后，由于中古关系恶化以及古巴革命政府在探索社会主义路径上采取了更为激烈的政策和手段，在古巴政府加强监控与华人私有经济基本被公开彻底消灭后，本地华人社团无论数量亦或会员人数等都出现了大幅度的缩减。然而，也不得不指出的是，本地华人社团却并未因此而整体上完全停止活动。事实上，一方面，随着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后，中古两党、两国关系虽不断恶化，但毕竟此时双方还同属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两国间尚存有正式的外交与外贸关系，并未彻底决裂。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由于部分社团左翼华人领袖对古巴革命颇有贡献，与古巴革命政府上层关系密切。加之卡斯特罗等人向来在对待外侨组织等问题上态度较为宽容，其更希望保留部分华人社团，并借之为普通社团成员提供相应公共服务的同时，另倚之加强对本地华人社区的监控。故而，在以上动因的作用下，古巴政府并未对本地华人社团完全斩草除根，而是在加以利用的前提下，基本任其自生自灭。

因此，1968年古巴“革命攻势”运动后，虽有大量本地华人社团不复存在，剩余得以残存的华人社团诸如分享商业信息、联系家乡与在地国、延续族裔文化等功能也因时势的变化，或逐步淡化，或基本消失。但与此同时，却正如部分尚健在的当地老华人对研究者所言，诸如中华总会馆、民治党支部等具有一定历史传统与会员基础的华人社团，却仍然得以在这之后维持运营，并继续发挥着办理华人会员登记与老侨回国、侨汇邮寄、照顾华人鳏寡以及安排华人殡葬等事宜的功用。这也表明，即便经过较为激进的社会主义政治的改造与冲击，古巴华人社团虽也因此受到较为剧烈的波动，但由于古巴革命政府始终在对待外侨组织等问题上持有更为宽容的态度，加以其与中国大陆方面仍存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社会主义“情谊与纠葛”，这也使得古巴部分华人社团仍然能够得以顽强保留，并维持与延续了部分革命前的功能与结构。显示了古巴式社会主义激进政治形态下，本地华人社团较之其他国家与地区更为曲折与独特的历史命运。

二、建设与调整苏联式“正统”社会主义时期古巴华人社团的延续与起伏

古巴华人社团在经历了古巴社会主义展开初期因激进政策带来的嬗变与冲击后，迎来新的局面，发生在1970年代中期。1970年，随着古巴“年产糖1000万吨”运动的失败，古巴政府不得不在经济上对“冒进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并进一步向苏联靠拢。1972年7月，古巴正式加入苏联主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在经济上全面转向苏联式“正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此后，因古巴在美苏冷战对峙格局中较为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为扶植古巴以与美国方面抗诘，在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大力援助下，古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入所谓的“黄金期”。

由于古巴全面依附于苏东社会主义集团后，从1960年代末开始，贯穿至整个1970年代，中国、古巴两党、两国关系降至最低点。而中古两国、两党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事实上也导致这一时期古巴本地华人社团的整体处境愈发艰难。正如有古巴当地华人问题研究者对作者所言，自1960年代末期，中古两国、两党关系“基本冻结”后，不但古巴政府收紧了对本地华人社团的控制，要求所有社团重新登记注册，并将部分人数、经费不足的华人社团进行了合并与裁撤。隶属于古巴安全部门的保卫革命委员会（Committees for the Defense of the Revolution, CDRs）强化了对本地华人社团与中国大使馆之间往来的监控，中国驻古巴大使馆也被迫主动停止了与本地华人社团的公开接触。同时，在古巴高层的默许下，部分负责管理相关事务的古巴内政部官员，在处理部分与中国方面关系密切的华人社团之注册登记等问题时，更是颐指气使且多有刁难之举。因此，这一时期古巴尚存的华人社团一度面临之政治压力与制度环境挑战可想而知。

古巴洪门民治党谢戈德阿维拉（Ciego de Ávila）支部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也正是由于这一时期古巴全面倒向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后，经济发展上出现较为繁荣的局面，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可能因卡斯特罗等人在对待外侨组织上向来秉持相对宽和的态度与左翼人道主义立场，经济实力有不小提升的古巴政府不但通过中华总会馆向尚在勉强维持运营的各华人社团划拨了一定的经费补贴，以使其能够救济各社团成员中“年迈与生活困难者”。同时，这一时期多数华人社团的普通成员在个体私人经济被消灭，不得不转入古巴公有制企业工作后，其收入水平与福利待遇较之国有化运动前也有不小提升与改善，故其亦能够向所在华人社团按时定期缴纳相应的会费，以支持社团的经营与发展。

更为关键的是，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在古巴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佳的背景下，为确保古巴普通民众能够充分就业，共享社会主义的建设成果，古巴政府开始默许私人服务业与“平行市场”（即“议价市场”）等的存在。据有岁数较长的地方社团领导人对研究者表示，古巴政府这一政策的实施，很大程度上实际挽救了部分当日深陷经营困境的华人社团。尤其哈瓦那以外地区部分“残存”的地方华人社团，由于基础薄弱，各类资源相对有限，此时多已风雨飘摇。而古巴政府一定程度上放松对个体私人经济的管控，使得这类华人社团，得以通过贿赂当地官员，获得非制度层面开办“地下餐厅”与经营“黑市生意”等的机会，由此“度过了当时最艰难的时光”，并使得社团的状况有所恢复与改善。

因此，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尽管受囿于古巴在建设社会主义模式上依附于苏东集团以及中古两国关系交恶等因素的影响，古巴政府加强了对本地剩余华人社团的监控，收回了此前由本地华人社团自行办理的华侨回国观光探亲、邮寄侨汇与独立核算收支经费等优待政策，本地华人社团也几乎未公开举办过任何与华人文化相关的活动，社团部分自治与联系家乡与在地国关系等职能与功用进一步被削减与弱化。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受益于当日古巴建设苏联式“正统”社会主义带来的经济红利，以及古巴政府部分放松对私人经济的管制，古巴本地华人社团的自身经济实力却也因此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提升。本地华人社团从这一时期前后开始基本能够自行承担起为社团内部成员提供福利住房、免费餐食、贫困救济以及操办婚丧联谊活动等服务，成为古巴华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获取社会福利的重要路径与依靠。

更甚者，部分诸如华侨社会主义同盟等左翼政治色彩浓郁，与苏联方面关系密切的本地华人社团，在1970年代中期，古巴彻底倒向并在经济上依附于苏联后，不但古巴政府对其给予了较为充足的经费补贴，社团会员人数多有增加。此前因族裔整合政策与经费紧缺而被迫停办的中文补习教育与“革命样板戏表演”等文艺活动也得以在社团内部重新悄然举行，古巴政府对此基本持默许态度。此外，古巴政府允许其以低价向华人销售由中国等地批发进口而来的药品、酱油紧缺品。同时，由于古巴政府为利用华侨社会主义同盟等发展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关系，此类社团中部分成员另也通过苏联以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资助与邀请，获得前往苏联、东欧各国观光、留学，甚至返回中国内地参加国庆观礼等的机会。由此也显示了，这一时期部分古巴华人社团在古巴建设苏联式“正统”社会主义的路径下，并未如前人所言全然走向末路，而是一定程度上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在古巴建设苏联式“正统”社会主义的背景下，本地华人社团整体上出现一定程度的新变化，则发生在1980年代以后。一方面，1980年代中期苏联新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上台后，提出“新思维”战略，收紧对古巴的实质性援助，促使卡斯特罗与古巴方面开始对建设苏联式“正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反思并做出部分调整，与苏联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另一方面，随着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部分缓和了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的紧张对峙关系，古巴方面主动修复并扩大了与中国间的经贸外交往来，中古两国关系开始有所复苏。

在上述内外条件变化的影响下，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古巴政府不但逐步调整了此前在对待本地华人问题上长期坚持的族裔整合政策，开始公开承认华人文化作为古巴民族文化中的一项重要族裔文化资源的作用与地位，并默许华人社团重新公开举办华人节日庆典、为社团成员播放由中国大使馆提供的电影、电视等文化节目。同时，针对本地华人社团成员中年老者不断增加的新情况，古巴政府也重新允许其中有能力者自费返回中国探亲或定居，并另拨出专门经费，修缮了颐侨院、华人公墓等福利赡养机构，交由相关华人社团自主打理，以作照顾华侨华人中年老力衰者所用。由是，此前本地华人社团部分丧失的自治与联系家乡与在地国关系、延续族裔文化等职能与功用得以逐步恢复。

此外，更为关键的是，在1986年古共“三大”，古巴开启纠正经济领域“错误和消极倾向进程”，取消农民自由市场和私人个体经济的背景下，古巴政府此时非但未对本地部分华人社团业已存在的各类非制度经济进行打压与取缔，反倒还公开向相关社团发回了之前被其收回的部分房产以及独立核算收支经费等权力，并默许哈瓦那以及部分地方华人社团以“集体经济”的名义公开经营小型餐厅，以增加社团收入，维持社团经营，并为社团成员谋取相应的福利。

由此可以看出，至少从1970年代中前期古巴效法苏联建设“正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开始，到1980年代中期，古巴方面对这一模式作出部分调整前后，古巴华人社团的部分结构与功能确曾一度因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受到较大程度的削减与弱化。不过，由于受益于古巴建设“正统”式社会主义路径模式下，因苏联等外来援助为其带来的较为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准，这一时期古巴华人社团不但在经济层面上总体能够维持经营并有所发展，成为其时社团成员获取相关公共福利的重要来源与依靠。且随着苏古、中古三国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古巴政府对“正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不断修正与调整，本地华人社团由是亦不断获益，开始逐步恢复了此前被弱化的自治、联络家乡与在地国关系、延续族裔文化等功能，显示了本地华人社团在古巴建设苏联式“正统”社会主义制度夹缝下的韧性与顽强生命力。

当然，尽管1980年代以来，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变化，在古巴调整苏联式“正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进程中，本地华人社团的部分功能与结构确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但与此同时，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本地华人社团因1970年代以来经济繁荣而被掩盖的部分问题却也开始不断显现。如前文所言，古巴革命后，由于古巴整体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华人新移民迁入古巴进程被迫中断。加之国有化运动与族裔整合政策推行后，本地华人社团无论数量亦或会员人数与日递减。到1980年代前后，随着多数尚存之社团会员年岁渐长，辞世者日渐增多，部分华人社团尤其哈瓦那以外地方华人社团会员人数已无法达到古巴社团法规定的注册要求而被迫停止运营。部分哈瓦那地区的姓氏类或地域类华人社团，则不得不通过接纳本地出生的“土生唐人仔（华裔）”与兼收其他社团成员的加入，方能得以完成登记注册。据哈瓦那中华总会馆统计，截止1986年底，全古巴境内仅有不到20家华人社团尚在维持运作，而所有登记之华人社团会员中出生地为中国者，已不足千人。

除此以外，对于这一时期的古巴华人社团而言，更为麻烦的是，由于社团成员中年长者不断增加，社团赡养年老会员之开支也不断攀升。虽然有社团餐厅收入与古巴政府予以相应的补贴，但格于此时社团会员人数不断减少，相应会费的缴纳亦呈现出日朘月削之势，部分社团甚至已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在古巴政府的默许与支持下，哈瓦那中华总会馆不得不做出统一强制规定，要求各社团有合法收入与退休金之会员，每年必须向社团缴纳一定数额之会员费，方可享受社团提供之各类福利。因此，可以认为，古巴建设并调整苏联式“正统”社会主义时期，华人社团虽因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红利而受益，但由于此前制度环境的变化，导致一段时期华人新移民无法再迁入，华人社团成员人数不断递减与年长者不断递增，成为此一时期古巴华人社团相关新问题产生的重要诱因之一。而这也从另一面显示了，本地华人社团在古巴社会主义制度下较之别处相对独特的历史变迁轨迹。

三、社会主义“和平特殊阶段”华人社团的复兴与发展

就古巴本地华人社团而言，其在古巴社会主义制度下，显示出较大程度的新变化，则要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以后。19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终结，苏联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解体，此前长期在经济上效法苏联模式并依靠苏东各国援助的古巴由此陷入空前的困境。为应对内外严峻形势带来的危机与挑战，卡斯特罗在宣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变的原则下，提出古巴进入社会主义“和平时期特殊阶段”，决定对此前长期奉行的苏联式“正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进行较大幅度的变革与调整。古巴政府在放宽对外资投资限制的同时，开始重新公开允许个体私营经济与有限度市场经济的存在，并对国民产业经济结构做出重新规划，大力扶植旅游业、外贸进出口业等的发展，以争取更多外汇与必要的食品及轻工业产品，使国家经济能够度过难关。

此后，受益于上述政策带来的新变化，不但部分拥有较为丰富“非制度与个体经济”经验的华人社团成员，得以通过此前积累的社会人脉与基础，在制度性正式工作以外合法从事食品商品倒卖、翻译、导游等“第二职业”，获得相应的额外收入，以改善个人生活困境，减轻华人社团的福利负担。同时，到1995年卡斯特罗访问中国前后，出于发展哈瓦那观光旅游业、加强同中国间外交与经贸合作的考虑，古巴政府更是在卡斯特罗本人的亲自授意下，从有限的经费中拨出专款，对哈瓦那华区进行翻新与整治，并根据华裔将军邵黄（Moises Sio Wong）等人的建议，成立了由本地华人华裔负责，隶属古巴司法部的半官方机构哈瓦那华区促进委员会（Grupo Promotor del Barrio Chino de La Habana，以下简称华区促进会），发回多数被古巴本地人占据的华人社团房产，给予尚存的各华人社团相应的政策优待，并对各华人社团进行指导与管理。

事实上，据见证经历过并熟悉华区促进会情况的古巴当地中国新移民向研究者介绍，华区促进会成立后，古巴政府一方面希图借华区促进会、各华人社团与中国大陆间天然的族裔资本优势，同意各华人社团在华区促进会的指导下，以“集体经济”的形式建立自“革命攻势”以来古巴首批公开合法的自由经营商店与市场，并授予其直接从中国进口食品与轻工业消费品进行批发销售的权力，以增加政府税收，缓解本地物资紧张的困局。另一方面，为减轻政府对各华人社团的财政负担，古巴政府又特许本地华人社团不受相关法令限制，扩大所属餐厅经营规模，以提高社团自主经济收入，并将社团运营餐厅与商店等所获之利润，用于安排老侨返回中国定居、接济社团中年老贫困者与补贴颐侨院、华人公墓等福利机构的开支。由此可见，古巴社会主义“和平时期特殊阶段”，随着内外环境的整体变动，本地华人社团不但成为这一时期古巴华人华裔在经济上“克服时艰”的重要依靠与保障，同时也对古巴社会整体上走出冷战以后的极端困难局面多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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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卡马圭（Camagüey）华人公墓”

当然，古巴华人社团在古巴社会主义“和平时期特殊阶段”除经济层面上有所进展外，其另一大变化是，随着冷战终结后，中古两国关系重新修好以及古巴社会的再次开放，本地华人社团不但公开恢复了与中国政府以及中国驻古巴大使馆的直接联系与接触，且部分姓氏宗亲社团亦与相应之世界性华人社团联谊组织建立起了联系。在中国大使馆与相应社团联谊组织的帮扶下，本地华人社团不但重新公开恢复了《光华报》、金鹰戏院等附属文化机构的活动，开办了中文普通话学习班，并从中国广东等地请来“师傅”，开设了武术与太极拳等课程。同时，为发展华区旅游，增进古中友谊，在古巴旅游文化部门、古中友好协会与华区促进会等的支持下，依托中华总会馆、洪门民治党支部等各华人社团组织，哈瓦那华区又另成立了中国艺术与传统会（Casa de Artes y Tradiciones China），积极展开对古巴华人文化的研究，并公开举办了诸如“纪念华人抵达古巴100周年”、“古巴华人文物展览”、“古巴华人历史报告会”、“华人书画美术展览”、“中国电影周”等庆典与文化活动。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古巴华人社团联系家乡与在地国、延续族裔文化等功能也得到较大程度上的复兴与发展，表明古巴社会主义“和平时期特殊阶段”的本地华人社团，非但未同古巴社会一道整体上陷入危机与衰败之中，反倒借内外条件变化带来的新优势，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欣欣向荣之色，显示了古巴华人社团命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吊诡与复杂。

不过，尽管社会主义“和平时期特殊阶段”，古巴华人社团总体发展势头良好，但另一方面，也正如一位不愿公开姓名、对华区促进会内幕颇为了解的当地华裔官员私下对研究者所坦言，这一时期无论华区促进会或本地华人社团其实也存有不小问题。特别是华区促进会成立后，古巴政府通过华区促进会给予各华人社团相应的进出口批发销售特权，使得华区促进会部分官员与各华人社团领袖之权力不断扩大，但相应的监督管理机制则并未建立与完善。部分华区促进会官员与华人社团领袖，为谋取个人利益，乘机利用此时华区促进会与华人社团制度不完备的漏洞，同部分风闻古巴商机而来的中国中间商“相互勾结”，大肆从事走私与“黑市贸易”等活动，导致华区“地下非法经济发达异常”，华区促进会、各华人社团内部贪腐与贫富分化等问题日益显著。部分社团甚至一度出现因利益分配不均而被迫“自行暂停运营”等情况，反映了社会主义“和平时期特殊阶段”，古巴华人社团一定程度上的混乱与失序。

由于声名不佳，哈瓦那华区与华人社团的上述乱象，很快也引起了古巴政府的关注与警惕。从1997年底开始，在古巴本地经济有所恢复后，古巴政府便着手对这类问题进行了初步整治。为避免华区促进会的华人华裔官员利用制度漏洞与“族裔信任资本”伙同华人社团领袖、中国贸易商等狼狈为奸、堕落腐化，古巴政府开始任命与华人社团领袖、中国中间商关系较为疏远的土生古巴裔官员取代华人华裔官员担任华区促进会领导，并要求古巴司法部、哈瓦那市政府等单位加强对华区促进会、各华人社团的财务监督与审计。不过，鉴于当日古巴经济总体上尚未全然恢复元气，加以顾及与中国方面的外交经贸关系，古巴政府上述整治措施之执行与效果一直不温不火。直至2005年前后，卡斯特罗宣布社会主义“和平时期特殊阶段”结束，古巴社会经济步入发展正轨后，古巴政府才决定彻底解决华区促进会与华人社团的混乱问题。

从2005年底开始，古巴政府不但撤销了与各华人社团、中国贸易商间颇有经济利益纠葛，且有成为古巴“地下非制度经济大本营”趋势的半官方机构华区促进会，代之以直接向古共中央政治局负责，此前一直领导华区促进会的哈瓦那城市历史学家办公室（Oficina del Historiador de la Ciudad Habana，以下简称历史学家办公室），对华区与各华人社团进行直接监督与领导。同时，接手华区促进会工作的历史学家办公室，又根据古巴司法部等政府机构的指示，加强了对本地华人社团财务与税收的监管与审查，没收了部分有违规经营嫌疑的华人社团下属餐厅与商店的营业牌照，冻结了部分偷税漏税严重的华人社团的银行账户，查处并逮捕了部分贪污腐化严重的前华区促进会官员与华人社团领袖。由此，本地华人社团自社会主义“和平时期特殊阶段”以来乱象丛生的弊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当然，不得不指出的是，也正是因为古巴华人社团的上述混乱问题受到相应的限制与打压，另一方面，也导致古巴华人社团此时经济上方兴未艾的良好局势，遭到较大程度的冲击与影响。显示了本地华人社团在古巴社会主义“和平时期特殊阶段”命运的跌宕起伏。

四、社会主义“更新”时期古巴华人社团的新变化与未来趋势

“和平时期特殊阶段”结束后，古巴华人社团在本地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新的变动，与古巴社会主义建设整体进入“更新”（Actualizar）时期有关。2008年前后，随着对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政策颇为倾心的劳尔·卡斯特罗（Raúl Modesto Castro Ruz）接替兄长菲德尔·卡斯特罗正式执政以后，他提出要大幅度改革并调整古巴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并加快古巴的对外开放进程，此后，古巴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所谓的“更新”时期。由于古巴进入社会主义“更新”时期后，古巴政府进一步放宽了对本国私人经济与外国投资等的限制，这一方面无疑使得“和平时期特殊阶段”古巴华人社团经济层面上获得的制度与政策优势开始逐渐丧失，部分不善经营的华人社团，面临着来自古巴本地其他私人餐厅与个体商店等的冲击。古巴华人社团内部，因领袖与运营能力高低差距，引起的分化与差异加剧等问题开始显现。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古巴政府上述举措的有力推行，也使得部分中国企业与商人得以开始有规模的涌入古巴市场，为本地部分华人社团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据了解古巴当地中国企业与商人的知情人士对研究者透露，2008年以来，随着古巴市场的日渐放开，为寻觅商机，规避古巴当地相对特殊市场环境带来的风险与制度限制，进军古巴市场的中国企业与部分中国商人一度积极利用“族裔信任资本”的优势，通过“经济赞助”、“投资入股”等形式，主动与部分有一定实力且由能力较强之领导者掌控之本地华人社团积极展开合作。他们借古巴相关经济政策再次变化调整的机会，在经济上为本地部分华人社团重新带来利好的同时，也使得此前已被古巴政府部分遏制的非法走私、地下黑市经济等问题在华区与华人社团中死灰复燃，并进一步加剧了不同华人社团间经济层面上的分化与差异。这表明古巴社会主义“更新”时期以来，古巴社会因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加速造成的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与非制度经济大量存在等问题，同样也在本地华人社团的发展变迁历程中得到了体现与反映。

而出于调整与完善“更新”发展模式，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必要的公平与正义，在古巴政府的授意与默许下，为继续应对并解决华人社团上述重新出现的弊病，从2009年前后开始，负责指导管理哈瓦那等地华人社团的历史学家办公室不但再次加强对了本地华人社团财务上的监管与控制，要求各华人社团的经济发展与财务收支须更具“透明性”。同时其也收回了此前由古巴政府授予各华人社团直接进出口批发销售中国商品的特权，规定各华人社团及其所属餐厅与商店此后必须禁止以任何形式参与同中国官方、民间的直接经贸往来活动，并公开明确了华人社团及其所属餐厅、商店作为 “为本族裔群体谋取福利而非商业机构 ”的性质。此外，为进一步收紧对各华人社团在经济上的管制，历史学家办公室还大幅度提高了征收华人社团所属餐厅、商店等的税收比例，并绕开各华人社团，在华区中建立起直接由其领导负责，享受相应税收与商品进口等优待政策的“华人示范餐厅与商店”，以与各华人社团所属的餐厅、商店进行直接竞争。

作者与李柏达先生在大沙华中华会馆旧址内向当地华裔了解大沙华华人社团历史

据古巴当地相关人士向研究者私下透露，由于当日历史学家办公室上述一系列较大幅度的政策调整与做法，极大地损害了本地多数华人社团的利益。加之其在对华人社团经济活动的“整治”行动中，历史学家办公室相关官员亦多不乏有贪腐与权力寻租等行为。且其以发展旅游观光为目的的“华人社团遗产开发计划”又因对本地华人社会历史文化缺乏相应的了解，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各华人社团的传统与众多社团普通成员的福利待遇，故而历史学家办公室的上述举措也激起了各华人社团的普遍不满与反对。甚至一度引发了四十余名华人社团领袖与餐厅经理人公开前往历史学家办公室进行现场抗议的冲突事件。

在意识到历史学家办公室对华人社团的打压政策可能会导致其与各社团间的对峙冲突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势后，基于华人社团及其所属餐厅、商店不但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古巴社会“更新”开放的象征，且亦是古巴社会经济结构中，尤其是首都哈瓦那旅游观光业与服务业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加之考虑到维持与中国间的外交经贸关系，以及顾及到社会主义“更新”时期解决华人社团中众多普通会员的社会福利问题仍需主要依靠本地华人社团展开，向来对待外侨社团组织较为宽容的古巴政府，在部分与劳尔等古巴政府高层私人关系密切的华人华裔领袖的斡旋下，决定对两方间的冲突采取折中妥协的处理办法。

一方面，古巴政府在进一步明文规定了华人社团作为族裔福利机构的性质，要求其禁止与中国企业及商人有任何商贸往来活动的前提下，将与各华人社团关系紧张且有贪腐行为的土生古巴裔官员调离历史学家办公室，停办了尤其为各华人社团所不满的“华人示范餐厅”，并以历史学家办公室的名义拨出相关经费，翻新并重建了中华药局，恢复了《光华报》的出版，以缓和双方间的对立关系。另一方面，古巴政府又以历史学家办公室的名义公开表态，未来任何针对本地华人社团的发展计划，都将事先征求本地社团的意见，并将中华总会馆由此前作为与各华人社团“平行”的独立社团组织，改为带有半官方色彩的“社团联合会”，在总会馆内部成立由各华人社团主席担任委员的执委会，以作为缓冲历史学家办公室与各华人社团间关系的协调机构，在双方遇有较大分歧与对峙时，发挥居中调节的功用。

通过古巴政府的上述调整措施不难看出，古巴社会主义“更新”时期，经过“和平时期特殊阶段”的复兴与发展后，在古巴社会主义制度愈发开放的大背景下，拥有一定实力与影响力的本地华人社团，不但已成为古巴社会经济生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势力，且其已能够为维护与争取自身利益，直接参与到本地公共政治事务的博弈与竞争之中，并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而这也无疑显示了，在古巴社会主义制度整体“更新”的新局面下，华人社团作为外侨组织此前遭到限制的自治与独立等特性，也得到较大程度的恢复与发展。

除以上情况外，社会主义“更新”时期，古巴本地华人社团出现的其他新变化是，如前文所言，随着古巴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本地中国投资与中国新移民数量不断增加。加以自2006年以来，为偿还拖欠中国方面的债务，古巴政府决定五年内为两千余名中国中西部地区高中毕业生提供免费赴古巴留学的机会。这使得自古巴革命以来，华人新移民被迫停止迁入古巴的局面被打破。据相关士人向研究者透露，随着中国新移民，尤其中国留学生大规模的到来，他们中的部分以各种形式与本地华人社团积极展开经济层面上的合作，并主动参与本地华人社团举办的各类文教活动。甚至留学生中的少数，因与部分社团领袖、经理有较为密切的生意往来，已被“秘密吸纳为本地华人社团的成员”。无疑，这些新移民与留学生的到来，为以华裔居多，华侨华人所剩无几的本地华人社团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但与此同时，其与华人社团间的秘密生意”往来，却也一定程度上使得华区与华人社团长期存在的非制度经济发达等顽疾始终存在。

此外，由于近年来，中国大陆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政府加强了对海外各华人社团的统战与联谊工作。在中古两国关系日炽，古巴社会主义开放“更新”的大背景下，中国各级政府，尤其与古巴华人华裔乡谊情义浓厚的广东等地政府，不但为本地华人社团修缮重建中华药局、颐侨院、《光华日报》社等文化福利机构以及举办各类中华文化庆典活动提供了相应的捐赠与支持。同时中国官方各类外事侨务机构也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安排本地华人社团侨领与老侨等返回中国观光探亲。故而，总体观之，本地华人社团在古巴社会主义“更新”时期，延续族裔文化、联系家乡与在地国等功能结构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复兴与强化。

不过，虽然受益于近年来内外形势条件的变化，“更新”时期的古巴华人社团，无论经济政治层面，亦或文化与社会功能等面向上，较之从前总体而言皆有了蒸蒸日上之势。但也需要注意的是，古巴社会主义“更新”模式下，本地华人社团却也存在着不少的新问题。一方面，正如有古巴当地华人社团领袖向研究者坦言，由于较之世界其他地区，古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仍较为落后，“更新”开放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加之经历了古巴革命以来长期的封闭与隔绝后，本地华人华裔人口数量有限，华人社团成员中尤以在古巴本地出生的二代、三代华裔居主。故而比之世界其他地区，目前古巴华人社团整体会员数量与组织规模不大，华人华裔融入当地社会程度与社团本地化色彩较高。在目前全球化的新时代背景下，虽然其依旧发挥着为本地华人华裔谋取福利以及维持华人社区族裔文化延续等功能，但无论其组织结构水平，亦或参与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活动之频率与进程，仍不可与古巴革命前之境况同日而语，亦无法同发达国家地区乃至部分发展中国家地区之华人社团相提并论。

而另一方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和平时期特殊阶段”与“更新”时期，由于中国投资、中国新移民与留学生主要集中于哈瓦那地区，古巴政府给予本地华人社团的优待政策，也主要针对哈瓦那华区的华人社团。故而，因古巴社会主义制度“更新”改革而受益的华人社团也主要集中于哈瓦那地区。至于哈瓦那以外地区的地方华人社团，非但未能享受到古巴政府给予的相应优惠，少有中国方面的关注与支持，反因受古巴社会历史传统与国内整体经济结构发展不均等因素的影响，在当前首都哈瓦那与外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日益失衡的局面下，与哈瓦那等地部分华人社团的整体差距不断加大。据研究者对哈瓦那以外地区古巴地方华人社团的实地调研可发现，现今古巴仅存的5家地方华人社团，除个别社团受益于当地旅游业发展，以及社团领袖拥有较强个人能力与社会关系网络带来的资源与机会，尚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良性发展之势外，剩余华人社团则基本处于聊以卒岁的状态，甚至随时面临着关门倒闭的危险。其整体状况与处境比之哈瓦那地区部分华人社团方兴未艾之势，可谓大相径庭。

因此，由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目前无论古巴华人社团存在的整体发展水平比之世界其他地区相对滞后，亦或哈瓦那华人社团内部及其与外省地区华人社团间差距分化明显等问题，无疑系由古巴相对特殊的社会主义内外环境条件所致。但与此同时，这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古巴社会主义“更新”时期，相关改革与发展政策亟待调整与完善。故而，这也进一步表明，本地华人社团在社会主义“更新”时期与未来，可能仍然面临着更多意想不到的新困境与挑战，有待各方加强研究，并尽早做好相关的应对准备。

五、结语

作为时至今日全世界范围内为数不多仍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左翼国家，由于其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相对特殊的政治制度环境，受资料来源限制以及所谓普世价值等冷战意识形态话语等之影响，目前无论自恃中立的学院派研究者，亦或带有极强认知偏好的民间学者与公众媒体人等，即便曾有过古巴本地的实际访问与田野经验，亦基本众口一词的坚持，古巴革命后，在中古关系不断恶化的大背景下，历经古巴社会主义改造、族裔整合与国有化运动后，古巴华人社团与本地华人社会一道，备受古巴政府的剥削与打压，最终惨遭历史“抛弃”，丧失了相对独立的经济社会地位与自主性，彻底“销声匿迹”于古巴的“公共社会生活”中，迄今几乎不再可见“任何的生命迹象”。

然而，通过本文的上述研究可知，尽管古巴革命后，由于本地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古巴华人社团确也一度曾因制度环境的转变而受到较大程度的冲击与影响。不过，社会主义背景下的古巴华人社团，却并未因此出现类似部分苏东或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华人组织完全遭到禁绝的情况。事实上，反倒是受益于古巴革命以来，中国大陆与古巴方面较为特殊的社会主义外交关系，卡斯特罗等人在对待社会主义与外侨组织等问题上相对宽和且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立场与态度，以及古巴建设苏联式“正统”社会主义时期经济繁荣带来的红利，古巴本地华人社团不但部分保留并维持了古巴革命前为华人提供互助福利、延续族裔文化、联系家乡与在地国等功能结构。同时，借助冷战结束以来内外条件的变化，以及古巴政府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调整与“更新”，本地华人社团非但在经济实力上与社会文化功能等层面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与发展。甚至还在本地公共政治生活中，其也获得了一定的话语与博弈空间，某种程度上复兴与重构了此前一度遭到限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作者与前古巴驻中国大使、《华人在古巴：1847至今（The Chinese in Cuba, 1847-now）》作者毛罗·加西亚（Mauro García Triana）先生的合影

当然，尽管社会主义政治形态下，古巴华人社团至今并未如前人研究所言出现趋于消亡之势。但也不得不指出的是，由于古巴革命以来，古巴本地社会毕竟长期与外界封闭隔绝，古巴本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开放程度较之世界其他地区而言总体上仍相对滞后，华人新移民迁入本地之进程很长一段时期内也因制度环境的变化而被迫停止。加以受历史传统与现实政治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外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分化差异明显，长期以来哈瓦那华人社团与外埠地方华人社团所处之整体环境与境遇可谓大相径庭。故而，比之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人组织，目前古巴本地华人社团却也整体存在着会员数量与组织规模不大、本地化色彩较浓郁、参与全球性跨国主义活动之频率不高、华人社团内部分化明显等问题，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古巴华人社团相对特殊的路径发展模式以及较为多歧复杂的跌宕起伏命运，成为目前全球为数众多且形色不一华人社团中所少见之特有案例。

作者：杨新新，复旦大学博士，厦门大学博士后，现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本文原载于《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8卷1期（2020年4月），原题目“社会主义国家的华人组织：古巴革命以来华人社团的历史变迁与现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