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农村教育领跑城市——一位哥伦比亚教育家和她的教学法

教育创新这颗“种子”，一旦落地，能否生根、健长？薇奇·科尔波特的“新学校”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启迪。

应21世纪教育研究院之邀，“一丹教育发展奖”首届获奖者、哥伦比亚教育家薇奇·科尔波特（Vicky Colbert）女士日前来到北京，共同探讨乡村教育的发展与创新，并到河北邢台走访了两所乡村小学。

“墙上每个学生名字后面一排排小星星，是什么意思？是考勤吗？”

“老师一天上课的时间是几个小时？”

“学生们的教科书怎么使用？带回家吗？”……

她了解学校的设施、环境、课程以及对学生和教师的评价。正值暑假，闷热的桑拿天，她访问学生家庭，与孩子和家长攀谈：

“你最喜欢学校的什么地方？”

“我从很远的哥伦比亚来，你想问我些什么问题吗？”

“你长大了想做什么？”……

小的同学有点局促，不敢对视；大的同学比较踊跃：想当医生……想当老师……

薇奇·科尔波特是哥伦比亚Escuela Nueva（西班牙语“新学校”）基金会的创始人和现任执行董事。40多年来，“新学校”模式极大提高了哥伦比亚贫困乡村基础教育的质量，使之成为南美国家里农村贫困学校比城市学校提供更好教育的两个国家之一。该项目还推广到了越南、乌干达、印度、巴西等19个国家约2万所学校，惠及近500万儿童。

薇奇•科尔波特获得的国际奖项包括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教育奖、克林顿全球公民奖、斯科尔基金会奖、阿育王奖等。2017年获首届一丹教育发展奖，该奖的3000万港元（约387万美元）一半为奖金，另一半为研究资金，分三年发放，通过后续的系列合作，力图共同解决一些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

此行就是薇奇获奖后与21世纪教育研究院杨东平院长定下的“君子之约”。在中国，包括“西部阳光”基金会、“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等在内的许多公益机构和项目，也在做同样的创新实践。同行切磋，大家感兴趣的是：

其一，教育理念上，薇奇也是受杜威、蒙特梭利等教育家的影响，从“教师为中心”转向“学生为中心”，中国的陶行知、晏阳初等教育家，包括当代也有很多类似的实践。“新学校”究竟“新”在哪？

其二，与哥伦比亚相似，中国乡村教育也面临很多挑战，哥伦比亚甚至有战乱、政治冲突、吸毒和犯罪。这样的条件下“新学校”能够推广，其可供借鉴之处在哪里？

其三，“新学校”的核心是一份低门槛、低成本的《学习指南》，让教师能依据指南轻松地帮助学生完成知识掌握、人际关系建构、社区联合、培养创造性思维等。教育真的如此简单吗？

“新学校”与神奇的《学习指南》

“我们创新的不是教育理念，而是将教育理念付诸实施，让哪怕偏远地区的教师也能做到。”薇奇坦言。

实施的抓手《学习指南》（Learning Guide），像一套漫画书，每一个单元都有插图故事、开放式问题、实践问题以及课堂和家庭活动。像是“基于项目的学习”的简化版，它将课程设计、教师培训、社群参与、校园管理等融为一体，强调小组学习、理解而非记忆、强调人际交往的技能。

《学习指南》是如何诞生的？

60年代，哥伦比亚就在实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整体学校”（Unitary School）项目，着重培养学生的合作学习、编写适合的教科书等，但因缺乏有效的教师培训和教学方法，效果不明显，但它为“新学校”埋下了伏笔。

1973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教育社会学和比较教育学双硕士后，薇奇·科尔波特回到哥伦比亚。她走访乡村，看到乡村与城市基础教育的不平等，有的偏远学校只有一个教师、一间教室，几个年级的学生混龄上课；老师写，学生抄，死记硬背、体罚；教师不安心、学生不开心、家长不满意；高辍学率、高留级率。当地很多家庭种植咖啡，在收获季节，孩子们经常停学几周甚至几个月回家帮忙干活。

“问题太多了！它迫使你系统性地思考，而不是针对某个问题一个个解决。”薇奇说。她希望将进步、民主的教育理念——合作、自主学习、艺术教育，应用于最贫穷、资源最少的学校。

她遇到了两位合作者：一位是教学经验丰富的奥斯卡•莫戈隆（Oscar Mogollón），受联合国教科文的资助，他在哥伦比亚一个偏远乡村的复式小学校进行了成功的创新实验，但因大大增加教师的工作量，受到教师工会的抵制；另一位是美国志愿者贝丽尔•列文格（Beryl Levinger），她把奥斯卡•莫戈隆的方法在哥伦比亚10个乡村学校里实验，获得了小范围的成功。

三人一拍即合，他们要解决的难题是：第一，技术上要简单，不管任何老师、任何背景，都可以拿来用；第二，要争取教师的认同；第三，资金上要低成本。

当时联合国教科文还有一个项目，是引进瑞士的个性化教学卡片，因为全球的教育趋势越来越趋于个性化。受瑞士教学卡片的启发，在“整体学校”（Unitary School）项目的基础上，他们研制出了一个结构化、标准化的《学习指南》，并编写了第一份教师培训手册。“新学校”（Escuela Nueva）的雏形诞生了，那是1974年。

1975年，薇奇被任命为“新学校”国家协调员，组建了第一支推广团队，在美国国家开发署的资助下，在哥伦比亚120所学校进行试点。1976年，第一版“新学校”《学习指南》由哥伦比亚国家教育部出版发行。

《学习指南》涉及四大主干学科：语言（阅读、写作）、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教科书不同，《学习指南》每个单元都有使用方法和练习步骤的详细说明，是“教科书、练习册和教师指南的结合”。

围绕《学习指南》，“新学校”形成一套教学法，包括几个基本要素：

1. 综合课程——课堂上，学生使用《学习指南》自主学习、小组讨论；老师从主讲者转变为旁边的教练、顾问，鼓励提问，激发兴趣。它的课程非常灵活，孩子们能根据自己的进度来学习，即使农忙回家帮忙，也不担心落下。《学习指南》的“家庭作业”，是最后一项“应用”，也即学了知识，回家要与父母共同应对生活的问题，如疫苗接种、营养、食品安全、如何区分感冒和严重呼吸道感染等， 这种“在做中学”增强了儿童的生存能力

2. 社区拓展——每个学校都选举产生一个“学生政府”，管理学校的卫生、娱乐等活动。学校的活动鼓励家庭和社区成员参与，建立学校与社区的亲密关系，从中增强学生创业精神、领导力和21世纪技能的培养。

3. 教师培训和评估——通过体验式的教师培训，让教师们从知识的传播者转变为儿童学习的促进者和顾问，及时对儿童的表现予以积极的反馈。

4. 管理——鼓励地方和地区的教育管理人员参与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结果，有利于学生、教师、家长、管理人员对学校发展形成共识。

“学生政府”与教师“学习圈”

在河北的乡村小学，问到学生课本是否人手一本时，薇奇介绍，在“新学校”，常常是两个孩子共享一套《学习指南》，这是鼓励学生互动的一个策略。

这也侧面解答了一个疑问：靠一份产品说明书的一样《学习指南》，就能培养出懂得自主学习、互助友爱、有创造性思维的学生吗？实际上，“新学校”是注重“社会技能”与“和平教育”的一套完整的体系。

首先是人际关系。在“新学校”的宣传片里，一所乡间小学，3个老师，80个学生。学校处于青翠山林中的绿草地上，几排平房，大大的空地，孩子们在奔跑追逐、荡秋千。面对镜头，孩子们自然、率真、自信。

一位11岁的小女孩Isabela说：“学校在5月份选举，我也提名自己为候选人。”她得到了不少投票，当选“学生政府”的主席。

面对哥伦比亚社会的动荡、贫穷，“新学校”的教育理念尤为重要，美国之音（VOA）报道称：“‘新学校’是倡导民主价值的优秀典范。它通过关注民主、合作和共情的社会互动，来促进和平。”薇奇将其描述为“行动中的合作”。

学校里人际关系的建构，关键是教师。就教师培训的问题，河北邢台马路街小学南陈村分校校长尹文明与薇奇进行了探讨。尹校长是一位非常积极探索教育创新的校长，他的学校也成为了农村小规模学校中的“种子学校”。尹校长遇到的问题是：

如何促进教师的态度和行为向“儿童为中心”转变？

如何激发教师自我学习的内驱力？

被激发的热情如何持续？这也是很多校长的困惑。

薇奇认为，改变行为和态度，需要时间与合适的策略。“新学校”的教师每年有三次为期一周的培训，有几个关键点：

1. 直观地让教师看到“新学校”的真实效果，当他们看到别的教师的变化，就意识到自己也可以改变。

2. 培训教师的方式，要与学生的学习方式一致，要“以学习者为中心”、“在做中学”。如果还像传统教师培训那样办讲座，就不能指望教师以孩子为中心去开展教学。

3. 不要让教师变得孤立无援，要形成教师的“学习圈”，定期举办交流会，给予长期支持。如果希望孩子学习合作，教师也先合作起来。

薇奇认为，乡村缺乏教师，这是全球性问题，政府也试图在解决。不过哥伦比亚农村的人口密度比城市低很多，采用复式教学，是可以解决的。“新学校”模式让学生更多自学、自主活动，也减轻了教师的负担。但是，真正的教育不仅是知识输入，更要关注“人”，要塑造人性，师生关系要更加亲密。否则，摆个电视机给学生看，教师这个职业就可以消失了。

“低成本、实用的教学创新是‘新学校’的重要部分。但在访问学校时，我们发现了同样重要的东西：欢乐、参与和温暖。”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记者报道。

评价体系与社会接受度

创新意味着改变，这会遇到多大的阻力呢？中国很多创新者面临困惑之一，就是：创新究竟是“主食”？还是 “饭后甜点”？

很多学校的“翻转课堂”、PBL学习、跨学科教学、校本课程开发等，公开课都上得有声有色，却难以替代主科课程。这主要囿于课程任务，课时、科目、考试几乎不可动摇，还有各种考核、评比、检查。否则，完不成任务，通不过检查，主管部门不答应，家长更不答应，因为最后的评价，直接指向“高考”。

同时，中国学校的教学一般以教科书为主，教科书教什么，就考什么，比较明确。而美国、芬兰等国家的方式是：国家的教学大纲有相关教学目标，但用什么教科书、如何教学、课时安排，却由教师自己决定。哥伦比亚更偏向后者，教师可以自己选择。但在哥伦比亚，教师获得的教学资源很匮乏，倒逼着改革：“很多创新是围绕课堂，在课堂以外做一些事，但我们的创新直抵课堂，这是最核心的地方。”薇奇说。

关于教育评价，《学习指南》每一个单元之后，都有相应的评价指导，教师会进行评估和反馈；第二，“新学校”也有期末考试，5年级到9年级有全国统一大考。但这并不是所有的评价，教师会对学生的“社会技能”有所评价，但并非量化的评价。

前北大附中校长、原“美丽中国”首席教育官康健校长认为，教育评价有可量化的部分，也有不可量化的部分。比如一个学生是否愿意关心别人，如何量化呢？但这恰恰是教育的核心所在。假如学生与学生，班级与班级，分数上差几分甚至零点几分，都要精细排名评比的话，所谓“改革”只能是伪改革、伪合作。

另一个情况是，“新学校”主要覆盖乡村及城市弱势人群的小学，最多到初中，因此升学的压力不是太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学校”的教育质量是低标准、低要求。“在我们国家，没有一等公民、二等公民的概念。”薇奇说。“新学校”认为21世纪人才应该具备的能力包括：学会学习、领导力、积极行动、批判性思考、汇总归纳信息等。

薇奇指出，“新学校”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家长和社区成员参与。每所学校开始“新学校”探索时，都要征得家长同意，否则，看到孩子在玩耍，家长可能会有异议。建立每个学生的“家庭卡”，记录家庭成员、社区地图、经济情况等。根据当地农活的时间表，孩子可以灵活调整。

有些庭内部有不平等现象，家长喜欢命令孩子，甚至家暴问题。如何改善呢？可以通过孩子在学校获得的尊重带来影响，比如邀请家长参加学校的决策，选举“学生政府”时，把家长请到学校，让他们看到自己孩子在学校的行动，或当选某个委员，家长也会感到很骄傲。

一位学生父亲说：“这种教育模式让孩子有机会在观察中形成不同的小世界，并在其中思考和分析，不是根据书本来看世界，而用自己的理解去感知。”

“新学校”还鼓励教育管理者参与教学过程，出谋划策，甚至要为教师的教学成果承担一部分责任。这些互动都增加了“新学校”的社会接受程度。

落地生根，关键是“种子”还是“土壤”？

在与薇奇的研讨中，21世纪教育研究院杨东平院长介绍了“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等机构的探索。目前，联盟校已达1000多所，薇奇高兴地说：“我们在不同的国家做着同样的事！”

▲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

康健校长2016年受云南楚雄政府之邀，在当地一所村小进行“美丽小学”的创新实验。原来的学校，被垃圾包围、饮用水不合格、学生营养不够，留守儿童精神状态不佳。康校长改进的顺序依次是：生态、生活、生命、管理、课程。先清理垃圾，建起浴室、改善食堂、厕所，搞垃圾分类等，建立儿童友好环境，建构友善、平等的师生关系，如今，孩子们自信了，笑容也多了。康校长说：教师的眼神、态度、语言、情感，都承载着教育的价值观——这既是人性，也是专业。

不过，作为示范学校，“美丽小学”还有赖于外来教师团队，后续是否有资金的维持？回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曾经得到不少国际项目在资金、技术、人员上的支持，学习到很多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但是，往往是项目资金终止，探索也就止步了。

这也是一个困惑：创新的可持续性，是靠资金？靠政府？还是低成本、低技术？许多公益组织，有做课程的，有做教师培训的，有做阅读的、有做心理健康的，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高招，如何能形成更大的合力？

如果教育创新像一粒“种子”，让“种子”落地或许容易，但是否有能让“种子”生根的“土壤”？这个“土壤”是什么呢？

回望“新学校”的40多年的发展，至少可以看到三点：

政府与资金支持。

自“新学校”诞生后，1975年薇奇被任命为国家协调员，组建推广团队；1977-1980年，获美洲开发银行的支持进行推广；1982年，薇奇当选教育部副部长，利用世界银行的贷款，继续推广；1987年，项目被列为国家政策，在整个国家传播。薇奇认为，教育创新必须与政府深度合作，基础教育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后来哥伦比亚因政局变化，分权到地方，地方政府没有资金，薇奇就离开教育部，组建了“新学校”基金会。薇奇说：“假如我不去推动，大家会说：哦，这是个很好的案例。但不会去实践它，然后就消失了。所以，如果创新仅由政府推动的话，会很脆弱，可持续性不强，因为会受限于政局的变化。”

教育评价与社会的价值认同。

“新学校”40多年，不仅改变了学校内部，更通过社区和管理部门参与，改变了学校外部生态。对哥伦比亚社会来说，和平、民主的价值观非常重要。薇奇相信，透过平等、民主、尊重的人际关系，培养有公民理念的孩子，能够支持哥伦比亚和其他地区社会民主的进步。

江西弋阳县教体局原局长方华认为，教育创新需要清晰两个概念：“教育价值”与“社会价值”。如果“教育价值”强调“人本”，而“社会价值”依然强调“竞争”、“应试”，教育改革是很难实现的。

倡导者、践行者的使命感。

一个教育创新的成功，倡导者在精神上和专业上的引领十分关键。

在薇奇成长中，家庭给了她巨大影响。她父亲是美国海军军官，母亲是优秀教师，创建了一所师范学院。薇奇的教父曾担任哥伦比亚教育部长，期间还将杜威、蒙台梭利等 “新理念”介绍到哥伦比亚，不过仅限于城市里的“精英学校”。后来薇奇去到乡村，看到乡村教育与城市巨大的反差，这种不公平给了她很强的使命感。

她说：“社会学家总想引入社会变革，并以某种方式击败这个体系。” 她把学校看作是改变国家的杠杆，她坚信，没有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就没有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就没有和平、民主。教育是唯一办法。

40多年来，薇奇遇到困难从未放弃。在宣传片中，她特别介绍了丈夫Jairo Arboleda，一位社会学博士，他们结婚43年：“没有他的支持，我可能做不成任何事。”女儿也是薇奇的骄傲，看到妈妈一生都在为此工作，她说，她想帮妈妈。

许多教育创新，都在使用互联网、高科技。早在70年代薇奇就曾尝试用技术进行远程教育，但是她发现，仅以技术支持的方式会离教育越来越远。她说，就像汽车要有“底盘”，是承载装备重量、联结各个部件的基础，而这个“底盘”，就是教学法，它是教育理念的呈现方式。科技，必须与学习方式、社会关系相结合才能起作用。

西班牙语“convivencia”意思是“共同生活”或“共存”，这是“新学校”的核心理念。康健校长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人与人的交流，而“人”无法脱离三个系统：生命系统、智力系统、社会系统。教育的过程永远是情感与智力交流的混合，不可能只有智力，没有温度；也不可能只有温度，没有智力。在中国农村，儿童需要得到更开放、自主、尊重的空间和温暖的情感关系。

康校长认为，薇奇作为教育社会学和比较教育学的学者，没有止步于理论研究，而是一直躬行于教育第一线，跨越并联结着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为我们树立了教育研究者最优秀的典范，也是“新学校”成功的关键。此外，在薇奇等一批教育践行者的推动下，哥伦比亚政府将发展农村教育当做国家重大战略，这是非常具有前瞻性意义的。

教育创新如同一粒 “种子”，一旦落地，能否生根、健长？薇奇的“新学校”令人鼓舞，她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启迪。